在10月27日举行的“2025金融街论坛年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演讲中回应了近期市场比较关注的几个问题，其中就包括“研究实施支持个人修复信用的政策措施”。
潘功胜指出，过去几年，受新冠疫情等不可抗力影响，一些个人发生了债务逾期，虽然事后全额偿还，但相关信用记录仍持续影响其经济生活。为帮助个人加快修复信用记录，同时发挥违约信用记录的约束效力，人民银行正在研究实施一次性的个人信用救济政策，对于疫情以来违约在一定金额以下且已归还贷款的个人违约信息，将在征信系统中不予展示。“这项措施将在履行相关的程序后，由人民银行会同金融机构进行必要的技术准备，计划在明年初执行。”
救济非恶意失信群体
“央行提出研究实施支持个人修复信用的政策，其核心逻辑在于平衡信用体系的约束性与社会公平性。”北京信用学会副会长刘新海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微信采访时表示。
他指出，过去几年，新冠疫情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部分个人短期违约，若继续长期记录，不仅违背公平，也会削弱信用体系的公信力。此次“信用救济”政策以一次性修复形式，针对违约金额较小且已全额偿还的人群，体现了“征信为民、宽严相济”的原则。
招联首席研究员、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通过微信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人民银行研究实施支持个人修复信用的政策措施，具有积极、深远的作用和意义。总的来说，这项政策的核心是从单纯的“信用惩戒”向“信用惩戒与修复并重”转变，体现信用体系建设和社会治理理念的进步。
“需要强调的是，人民银行拟推出的信用修复机制，不是所谓的‘征信洗白’。信用修复绝非简单地删除不良记录，它一定是一个有条件、有程序、有时限的过程，通常要求借款人已结清所有欠款，并保持一段时间的良好信用记录，通过主动申请、参加信用培训、做出信用承诺等方式来证明自己的诚信意愿。”在董希淼看来，信用修复机制重点在于“教育”与“救济”。政策的核心目标是教育和救济那些非恶意失信的群体（如因新冠疫情影响临时失业、重大疾病、疏忽大意等原因导致逾期），而非包庇和纵容“老赖”。
因此，他认为，信用修复机制要做好道德风险防范。政策设计和执行必须精细，要防止有人利用修复机制进行“投机性”失信，即故意拖欠后再修复。因此，修复的门槛、条件和审查流程应该精准、严格。
明确传递出一个信号
根据现行《征信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征信机构对个人不良信息的保存期限是，自不良行为或者事件终止之日起为5年；超过5年的，应当予以删除。也就是说，当因逾期产生不良征信记录后，即便已经全额偿还，借款人也可能在5年内被金融机构“拉黑”而无法获取贷款。
事实上，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律师协会会长、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首席合伙人李世亮曾提出，征信不良记录显示期限过长是目前我国征信体系存在的问题之一。5年的不良记录期限，降低了经济主体获取资金的可能性，抑制了消费和投资，与促消费、稳楼市政策相悖。同时，这一现状还催生了“删除不良记录”“修复征信”等乱象，不法分子借此谋取私利，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和诚信生态。“在2020年以前，央行征信系统实际不良记录展示时间为2年，而彼时金融机构的风险水平并未高于当前。”
此外，有研究社会信用法的专家指出，内需市场中信用消费的蓬勃发展需要信用修复配套机制的完善。传统授信机构往往对次级客户设置苛刻条件，可能造成信用投放不公。有研究显示，仅向“信用价值高”且“信用风险小”的经济富有人群投放信用工具，对内需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不显著。而长尾人群获得了原本缺位的信贷资金，信用消费市场活力将增强。但仅有信用投放不足以健全信用消费机制，必须包括信用修复环节，以正向激励消费者及时还款。
对于人民银行拟实施一次性的个人信用救济政策，董希淼分析，对个人而言，这将有助于打破“一朝失信，终生受限”的困境。过去，一旦产生不良信用记录，可能会在贷款、求职、租房、出行等方面受到限制，且这种影响会持续数年。修复机制为那些非恶意失信且已积极改正的人提供了一条“出路”，避免因一次失误而长期受限。
在他看来，政策明确传递出一个信号——只要积极履行义务、纠正错误，信用是可以恢复的。这将激励个人主动偿还欠款、处理历史遗留的信用问题，而不是“破罐子破摔”。良好的信用是现代社会公民享受金融服务（如房贷、车贷、消费贷）的基础。修复信用意味着恢复个人的金融“通行证”，有助于其改善生活、实现个人发展（如创业融资）。
“一个健康的诚信体系，不仅要有‘失信受惩’的刚性，也要有‘守信受益、改过自新’的弹性。信用修复机制完善了诚信体系的闭环，使其更加科学、合理，也更具有人文关怀，能增强公众对信用体系的认同感和遵守意愿。”董希淼表示。
刘新海认为，从宏观层面看，这项政策有助于释放消费潜力、改善信贷生态、提振市场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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